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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勇答《西藏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制度供給研究》課題采訪錄

日期:2011年10月28日12:08 點擊數:

近日,由我院黨委書記、副研究員孫勇主持的2008年度“西南邊疆”項目招標課題《西藏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制度供給研究》順利結項,等級為良好。為了深入了解該課題的開展情況,本院網通訊員蘭國華采訪了課題主持人孫勇。

    問1:您好,孫勇書記,當初,你們為什么要申請這樣一個課題,您是怎么樣想的?

    答:和平解放以前,有關于西藏的研究長期被宗教、神學等唯心史觀占領,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研究的成果幾乎一片空白。雖然有人指出歷史上的《格薩爾王傳》中具有一定的經濟思想,可事實上也是牽強附會。到了近現代,大小五明中的工巧明在技藝層面對手工業的工藝性的記載,完全與經濟研究不搭界。至于到了近代,包括清末、民國時期,一些內地學者對西藏的研究里面,有一些關于物產及經濟活動的記載,嚴格地講,也不是什么學術研究。散見于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的談話,我們可以視作為西藏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而真正進入學術層面開展系統研究的,應當是在民主改革前后,由當時的中科院社會研究部派來的專家學者對封建農奴制的調研以及調研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系列報告,也就是說對西藏經濟社會發展開展學術性研究,發端于我們黨在西藏的執政。而后,西藏自治區的成立,推動了對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包括對制度方面研究的工作,其中不能忽略的是,藏族大學者東嘎•洛桑赤列教授,作為活佛出身的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西藏的傳播,寫出了《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書。從我個人角度看,這是對西藏經濟制度進行系統研究的第一本學術著作。其后,中央民族大學黃萬倫先生在“文革”期間花費10年心血寫出了《西藏經濟概論》,這本書,其主要學術依據就是新中國建國后制度供給體現在西藏研究學術上的一個探索!段鞑亟洕耪摗烦霭鏁r間雖然較晚,但它對于理解一個特定時期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制度供給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而在“文革”期間由中央民族大學與中國社科院一些部門聯合編寫的《藏族概論》,雖然以歷史的進程為主線,屬于史學和民族學的范疇,但并沒有由此忽略制度的因素,也可以看作是從歷史的角度了解傳統制度對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重要參考書籍。

    在改革開放之后,國內的一些學者在對西藏研究的過程中,也從區域經濟學的角度,著重研究西藏經濟活動的投入/產出,發表過一些論文。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王小強、白蘭風所著的《富饒的貧困》,該書中有相當一大部分,是以產業經濟學的眼光分析西藏的制度供給,并形成了名噪一時的“輸血”和“造血”論,但嚴格說來,離制度研究尚很遠。緊接著,西藏青年理論學社的一些年青研究人員推出了《西藏:非典型二元結構下的發展改革》一書,這本書以發展經濟學為框架,穿插了較多的制度供給研究。我作為該書的主編,在課題設計中已經考慮在有了較多的積累之后,要專門進行制度供給方面的研究。我關注在這本書推出之后,有部分學者推出了《西藏經濟學》(狄方耀)、《西藏產業論》(俞允貴)、《西藏經濟簡史》(江村羅布)、《西藏畜牧業走向市場的問題與對策》(肖懷遠)等等。但我感到,這些學術著作當中,最被忽略的就是制度供給這樣一個學術性很強,同時實踐指導性也很強的重大命題。

    2006年9月,我調西藏社科院工作,已經有打算在《西藏:非典型二元結構下的發展改革》的深入研究當中,把制度供給問題作為一個重要方面。但由于工作關系,這個想法在起頭之后也就擱置下來。2008年,“西南邊疆”項目實行課題招標,其中單獨有一項西藏制度供給研究,正好與我多年的想法相吻合,在與同事們商議之后,決定投標這個課題,未曾想到事情是如此順利,課題設計書很快通過了招標程序,于是,在三年的繁忙工作之中和大家完成了這個課題。

    問2:請問,你覺得開展這樣一個課題的現實意義是什么?

    答:在上世紀80年代末,我進行《西藏:非典型二元結構下的發展改革》一書的課題設計時,已經關注到了科斯、諾斯以及之前的康芒斯等人對制度作用的強調,同時,也看到了馬克思在他的經濟著作當中所反映的很多關于制度重要性的觀點。而這些觀點,后來被發展經濟學家、制度經濟學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特別是我國的一些知名學者,如譚崇臺、楊瑞龍、林毅夫、魏厚凱、鄒薇等,結合中國實際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我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制度的起源、變遷與創新,特別是具體到國家的制度供給等等,都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有關。有效和有效率的制度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與發展,反之,無效或無效率的制度乃至于由社會遺存的舊的制度,雖然也能形成供給,但必然形成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抑制甚至阻礙。通過對西藏經濟社會的系統研究,解析結構性矛盾及其根源,客觀地科學地評價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從理論研究與經驗證據兩個方面來研究西藏經濟社會現狀,并進一步提出西藏發展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思路,應該成為“思想庫”的一項重要工作?梢哉f,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制度問題,在一段時間中,是一個帶有決定性、戰略性的問題,區內很多研究者談到制度的時候,往往只關注國家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并將這兩者轉換為政策研究的語言,而對于深層次的學術研究卻不予重視,甚至是忽視的,這種情況造成了我區“思想庫”在西藏經濟理論方面研究的蒼白與平乏。特別是,自治區黨委、政府將社科院定位于“思想庫”、“服務部”之后,我們圍繞著黨委、政府的工作中心,開展學術研究工作,除了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之外,如果不能提供更有高度、深度、廣度的理論研究成果,也可以看作是我們的失職,尤其是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之后,中央對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在目標任務中提出了“五個”定位,強調了要增強自身發展能力,而所有這些,不僅僅是政策研究要進行深化的,而且要在理論研究上必須深化。毫無疑問,這些深化都與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有著密切關系。

    西藏經濟社會發展,在政策導向下的制度供給,顯然與我區的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有著密切關系。這個課題的研究,把兩個關聯性很強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學術上為中央和西藏自治區重大政策的連續性提供了理論的支撐。所以,在這個角度上來看,我們是在盡到一份責任,或者說是完成一個理論工作者的使命。

問3:請問,你們課題的核心觀點有哪些,你是怎么評價形成的課題成果的?

    答:我們課題的核心觀點,也可以說是結合西藏實際對于制度供給的最新闡釋,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最新的闡釋之一是,制度供給也可以理解為制度創新的能力,制度供給是影響區域經濟活動效率與經濟發展速度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內在變量。在前提既定的情況下,制度供給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因素。制度供給也可以理解為制度供給主體建立新的一系列活動。

    第二個最新的闡釋是,通過分析,實際中存在著供給創造需求的制度動態均衡模式,F階段,制度供給創造制度需求是西藏制度變遷的基本特征。當制度供給與制度需求形成總體制度均衡時,也就標志著西藏經濟社會良性發展的形態得到確立。

    第三個最新闡釋是,在對制度供給與政策的關系上,有關西藏的實證研究證明兩者有一種內在關系。制度供給和政策實施的過程是一個“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循環過程,一種制度和政策均衡被打破,新的制度以及政策供給必須及時跟進,新的制度變遷必須及時補位,制度供給與社會變遷是相互聯系、內在統一的,社會變遷是制度供給的依據,政策變遷是社會變遷的動力。
   
    第四個最新的闡釋是,不同的制度供給形態,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效能是不同的。從實踐角度來看,制度供給的不同組合形式,對西藏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產生的效能是不同的。

    我們認為,在發展經濟學與制度分析理論及方法上,世界與我國都處于再次創新的關鍵時候,本課題所形成研究成果本身的基礎性貢獻是可以預見的,本課題在同類課題涉及的問題域之中的新闡釋,是一次小范圍的理論集成創新。由于本課題具有解決中國西南邊疆戰略制高點西藏深層次問題的視野,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制度供給問題作為研究對象,運用多種方法特別是結構分析的方法,體現出經濟學的規范性,相關理論的集成性、分析問題的綜合系統性,以及在之前同類論文著述基礎上的突破,因而無論是在藏學研究或邊疆問題研究中,還是在發展經濟學和制度分析理論領域中,我們都期望有新的發現,做出新的貢獻。
(責任編輯:瓊華、蘇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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