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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科研三人談”總體供給模式下西藏如何避免路徑依賴

日期:2011年10月28日12:43 點擊數:

——經戰所何綱、楊亞波、連成國關于制度供給下西藏總體供給模式形成與今后趨勢的對話

連:前不久,由孫書記負責,我們共同參與的《西藏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制度供給研究》課題順利結項了,而且鑒定等級為良好。心里感覺還是很高興的。最重要的是通過參與課題,收獲很多,特別是對西藏社會變遷中的制度供給問題有了更深的、理性的認識。

    何:是呀,綜觀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研究的各個方面,由于西藏經濟在總體上較為落后和弱小,探討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領域就顯得很窄,多數屬于經濟工作層面的對策研究或者是政策研究,受方法論和方法的限制,相當部分的研究在實證研究方面欠缺,理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也不夠,這樣的話,學術性也不可能很強。

    楊:對,我也深有同感,可能正是因為這些因素的制約,我們對西藏的經濟社會研究就與全國的同行存在較大的差距。不過,也不能太悲觀,正是存在這樣的差距,我們共同開展的這項課題才顯得意義更加重大。

    連:是的,通過參與課題的完成,我對制度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西方的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如科斯、諾斯以及之前的康芒斯等人,結合西方經濟發展實際,對制度的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認識。但我們不能忽略的是,事實上馬克思在制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列寧就認為,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就是專門研究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的。我們國家的一些知名學者,如譚崇臺、楊瑞龍、林毅夫、魏后凱、鄒薇等,結合中國實際對制度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為形成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

    何:隨著課題研究的深入,我感到,制度供給普遍存在于各個區域經濟社會,對制度的選擇是制度供給的一個重要前提,而制度供給的正確性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供給的正確與否是績效高低乃至好壞的關鍵。對那些被實踐所證明的制度供給失誤事例,說明對制度供給的主體來說,之所以選擇自以為最好而在別人或后人看來是不好的制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研究人員和決策者有限理性的局限,制度供給的研究人員和決策者對于制度的知識有限,不完全了解各種制度最終會帶來什么結果,也不完全了解整個制度系統的變化最終會出現什么情況,會給覆蓋到的每個個體帶來什么結果。

    連:那么,結合西藏和平解放60年的發展變遷歷程實際,我們又該怎樣理解制度供給問題呢?

    楊:透過西藏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在1950年以來的西藏制度變遷歷程中,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供給了西藏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絕大部分制度,大量的主導或誘致性制度變遷形成了現有的總體供給模式,從現在的實際來看,這種總體供給模式是西藏不斷發展的最強大動力。

    何:關于總體供給模式,我覺得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要看到這種制度供給方式在歷史上和當前對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強大推力,總體而言,和平解放以來中央在西藏逐步形成的總體供給模式無論從社會政治制度方面,還是從具體的經濟總量的增加、人民生產生活的發展、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中央的工業政策和財政政策對西藏的影響就非常大。在上世紀60、70年代,在國家實行集中力量建設“三線”戰略后方的工業發展政策背景下,西藏工業也曾一度“大干快上”,試圖在短期內建立系統的地方工業體系;80年代初國家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工業發展方針,實行優先發展輕工業的工業發展政策后,西藏也把工業重點調整到發展適合藏族群眾需要的輕工業、手工業和水電建設上來;直到90年代后,西藏的工業發展路線才不再圍繞國家需要展開,目標也逐漸明確,工業被處于“有重點地發展”的地位。2006年自治區“十一五”規劃綱要明確“一產上水平、二產抓重點、三產大發展”的產業指導原則后,有學者認為今后西藏應當走“適度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楊:在財政政策方面的體現最為明顯,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新政權所需經費就幾乎全部由中央財政供給,之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央也不斷出臺各種財政優惠政策,緩解西藏的財政壓力。比如1952年到1958年間中央累計撥款占西藏財政收入的比例達到91%,1980年到1986年間中央對西藏撥款補助額每年都在增加,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以后中央對西藏開始實行“核定基數、定額遞增、專項扶持”的財政補貼政策,2006年開始,中央對西藏開始實行“收入全留、補助遞增、專項扶持”的財政補貼政策。通過觀察中央財政補助占西藏歷年財政總收入的比例就可以發現,西藏對中央財政的依賴一直沒有降低,比如2001年至2005年間這一比例依然超過高達93.9%,這就表明西藏的發展離不開中央財政的大力支持。其實深入分析西藏歷史上的財政收支情況,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發現總體供給模式在西藏不是逐漸地削弱,而是不斷地加強。

    連:我個人認為,作為總體供給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援藏機制對西藏發展的助力也是很大的,這些做法總體上對西藏發展是起著重大作用的。

    何:我贊成這種認識;仡櫸鞑氐陌l展,不難發現援藏機制的建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在將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將存在,只是作用的內容和方式或許會發生一些變化。對于援藏機制什么時候開始,我認為,可以追溯到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毛主席確定的“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針。由于那時候的政治經濟形勢,當然西藏的自然條件也是重要方面,中央就已經決定進藏所需物資全部由內地供給。從那之后,西藏就一直得到全國各地,尤其是鄰近西藏的省市自治區的大力支援。不過,在1994年之前這種根據西藏不同發展時期的特殊需要安排援助的方式是非機制化,到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時最終演變成為確定的援藏機制。這種機制,形成了總體供給模式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總體供給模式的作用。

    楊:剛才何綱提到要兩方面看待總體供給模式,那我們是不是又可以認為是總體供給模式導致了西藏對中央的依賴?目前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央對西藏的制度供給包括援藏制度造成了西藏“造血”功能不足,“等靠要”思想嚴重,應該適時改變。

    何:這種實踐是有理論依據的,不能簡單地去理解。按照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制度變遷是會產生路徑依賴的。也就是說,這個路子走熟了,走得不錯,不這樣都不行。結合西藏實際,中央政府推動的、大量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所構成的總體供給模式在現在和不遠的將來會對西藏的制度變遷產生一定的路徑和鎖定效應,西藏需要適時地培養和強化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觀經濟主體在內的各主體的制度供給能力,在充分利用總體供給模式優勢的同時,注意避免相應的負面效應。

    楊:我覺得,中央政府完成絕大部分制度供給任務的歷史慣性,導致了一些問題的產生,比如當前西藏制度供給數量不足、制度供給主體的供給意愿和能力不足、制度供給主體在具體執行和實踐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不足,以及制度供給主體過于單一、時滯較長等等。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目前,西藏存在所有制結構、產權結構、戶籍制度、資源開發中的利益分配與補償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需求,但這些制度需求還沒有得到有效的滿足,直接原因就在于制度供給主體的數量及能力缺乏。歷史上,中央政府制度供給能力強大,相應地,西藏地方政府和微觀經濟主體的制度供給意愿和能力被逐漸限制甚至廢棄,而且由于財力缺乏或潛在收益較小,其他潛在制度供給主體實踐具體制度安排的能力也比較欠缺,久而久之,比較了解地方實際的地方政府和本地經濟主體喪失了制度創新的動力和積極性,最終造成西藏地區制度供給主體過于單一,制度供給數量不足、供給時滯過長。我們當初參加這個課題時,大家都看到這些問題,但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有個理性認識,對不對?

    連:是的,當時我們的討論很熱烈,爭論也不少,最終還是用實證的方法來考證,西藏的制度供給出現上述問題是有原因的。西藏現行制度安排的變遷或演進,主要是由政府命令、政策和法律引入實施的,是典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與內地相比,西藏最明顯的就是誘致性制度變遷比較少,從改革開放初期到現在,一些沿海省市的制度供給主體異;钴S,甚至只要有需求就會有制度供給,而且還往往超越國家允許限度進行制度創新,這些制度創新雖然不是中央政府的主動安排,但最終大部分都得到了中央的默許或肯定。而在西藏尚未形成清晰的產權制度、現代企業制度、開發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市場化服務的財政金融制度等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因此誘致性制度變遷產生的動力不足,而且缺乏必要的時間準備,很難內生出誘致性制度變遷。比如,在西藏談“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其實是缺少基礎的,因為市場要發揮這樣的作用必須以市場排出與市場理性為前提的,先不說充滿制度安排的現實使這些前提條件發生變形扭曲,單就西藏目前的現實來說,很多條件和前提西藏是不具備的。相應的,總體供給模式是中央大規模通過國家力量對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力支持,其實也是西藏在無法單獨依靠市場機制或者說僅僅依靠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難以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另一種選擇。

    而且,我們也必須看到,制度變遷存在著路徑依賴這一規律,你現存的制度安排越穩固,那么新制度安排就越不容易形成。目前,就是因為西藏的制度安排約束要強于其他省區,已有的制度環境延緩了制度變遷,而市場體制建立的快慢直接決定著西藏能否盡快形成制度創新環境并促成制度供給的形成。

    楊:除此之外,不能忽略改革開放的初始條件和生產力的特定布局這兩個條件,他們也是西藏相對落后的客觀原因。從現實來看,由于西藏市場發育相對遲緩,企業和城鄉居民的市場意識相對落后,使市場組織對制度的需求趕不上政府出臺制度的步伐,造成這些組織缺乏制度激勵,其實也就是說在西藏不僅制度供給不足,某些制度需求也是不足的,比如,在建立有西藏特點的市場體制方面,大型企業集團沒有適時地進入,而不適合西藏實際的中小企業卻一度得到了快速發展,現在回過頭去看,一方面是缺乏供給,而另一方面卻是沒有需求,制度供給和制度需求的雙重不足使西藏跌入了“制度陷阱”,看起來表面是制度供給滿足,而事實仍然是制度供給不足,整個制度體系的效率出現了“零和狀態”。

    何:看看現實,“制度陷阱”問題在絕大部分發展中地區都曾出現過,這是悖論問題。例如,如果要避免陷入制度陷阱,西藏就應該在全面認識和科學評價總體供給模式的前提下,探索制度供給和制度創新的新途徑,使西藏在未來的發展階段逐步擺脫路徑依賴。

    應該說,從西藏的發展進程看,總體供給模式確實使西藏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路徑依賴”,這種制度方向的“鎖定”在西藏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得到自我強化。從過去、現在及今后的發展來看,西藏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依靠中央總體供給模式的現狀將會繼續存在,并且在短期內還有不斷強化之勢,這是由西藏的區情及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所決定的,國家正式制度的供給必需對原有非正式制度的供給形成“鉗制”。從國家對邊疆地區的治理角度看,在一定階段的“總體供給模式”就是一種治理模式,這個模式的形成到固化會有不同的方式和具體內容,但目標指向十分明確,就是鞏固國家的地理邊疆和利益邊疆。這種不間斷的制度供給所形成的西藏總體供給模式,在計劃經濟時期起到了穩邊固防的作用,在市場經濟時期起到了促進加快發展的作用,同時,通過對西藏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促進,還會培植出有利于國家統一的內生增長機制,就是我們經常討論的西藏的自我發展能力話題。

    連:而且,我還應該注意到,社會意識滯后于社會物質的特性使1959年民主改革實現的西藏社會制度跨越并不徹底,形成了西藏的非典型二元結構特征。上個世紀90年代處,我們的課題負責人曾主編過《西藏:非典型二元結構下的發展改革》一書,對這一問題進行過十分深入的研究。從西藏的發展實踐來看,為了使組織內部盡量不引起或少引起沖撞從而避免大的社會震蕩,實行總體供給模式是調節矛盾并促使西藏原有社會機制逐步轉化的較佳過渡方案。因此,不能對總體供給模式一味地持否定的態度,應該看到其存在的合理性。另外,總體供給模式對于化解西藏與內地之間“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消除“回波效應”對西藏發展產生的不利影響、逐步擴大“擴散效應”對西藏的積極影響也具有重要作用。

    楊: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總體供給模式的形成,與我們國家的民族經濟政策、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歷史傳統也都有密切的關系。比如在財政、稅收、人口教育、產業發展、扶貧開發等許多方面,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始終實行優待的政策,希望能通過一系列特殊優惠政策的扶持,實現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的均衡發展。反過來,這些特殊優惠政策也導致了總體供給模式的形成和延續。

    何:討論了這么多,我覺得,在科學的認識了總體供給模式和西藏當前制度供給現狀之后,我們西藏實現制度變遷的路徑逆轉方法就很明顯了,那就是要加快西藏經濟制度供給從中央政府主導型向地方政府主導型轉變。目前,由于西藏微觀經濟主體的制度創新成本太高,很難成為有效的制度供給主體,因此必須加快培育政治企業家階層,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使地方政府成為西藏制度供給的重要主體。在具體層面上,可以考慮建立促進自治區政府各職能部門、地區、縣、鄉政府進行制度創新的激勵制度,通過試點授權激勵他們積累改革發展的經驗,降低改革風險,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培養一批具有創新精神的政治企業家階層,使他們成為推動西藏改革發展的原動力。另外,也不能放松市場機制和相關市場主體的培育步伐,爭取推動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早日成為西藏制度創新的第二動力。(供稿:經濟戰略研究所)
(責任編輯:瓊華、蘇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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